史料｜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
撰文：金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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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1966 年 8 月中、下旬，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上海，下车伊始，深感北京文革与上海文革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悬殊差异，便以“救世主”的身份，掀动起了冲击上海市委的“8.31”事件和“9.4”事件，结果遭至上海方面的强烈抵制（因关涉运动，容后研究）。霎时，上海的形势扑朔迷离，作为北京红卫兵方面，既不甘雌伏以待，便紧急派出代表回京控告；又感叹“现在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清华、北大等校的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9 月 6 日，部份北京红卫兵还在同济大学召开其它省市在沪学生交流会，“了解各地省市委的情况，准备去搞”。正是在这种瞻前顾后，彷徨失措的时候，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队伍悄悄地集合了（北京红卫兵共有三次南下）。
如果说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是以自由、分散的形式结构队伍的；那么，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甚至负有调查“8.31”、“9.4”事件，企图在上海市民中重新塑造北京红卫兵形象的使命。9 月 9 日下午，周恩来会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司令部负责人，全面了解该兵团的准备情况（此前集训 3 天）。第二天，周恩来又出席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即席发表了讲话。周在告诫第二次南下上海的红卫兵要“开展社会调查”，“不要变成一个工作组，去包办代替人家那个地方的工作”，不要“和北京先去的同学、红卫兵对立”，并叮嘱“上海是最大的进出口海港、码头，有很多外国人”，总不能“去问你是不是红五类”；“就是破四旧，也要找几件真正的，值得作的，而对上海人民又是焕然一新的来破，不是看到什么不顺眼就把它搞掉”之后，就上海的文革运动态势讲了两点至关重要的意见，那就是：
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
“上海有另外一种复杂的现象，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显然，此中除了在 1966 年的形势下，必需述说的一套语言外，周恩来关健的态度是力挺了上海“那个地方的领导”，而将矛头引向了上海“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其实，此中的逻辑，此中的分野――一方重点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强调打击“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在文革初期是十分鲜明而实在的，乃至在整个文革运动时期，两个方面时而侧重，时而并重，都是始终贯穿着，进行着的。事实上，这既是对首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告知，又是对即将出发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提醒。
与此同时――9 月 9 日下午，正为“8.31”、“9.4”事件而处于茫然之中的在沪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各校负责人会议。会议宣布成立“北京红卫兵联络总站”，推选了清华大学吴某某为首的三位负责人，并制定了“辟谣”、“到工农中去串联”等经改变了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诚然，这种事件结束之后才成立所谓联络机构的举措，不啻是个滑稽，起码说明事件发生时，其人员的鸠集，其行动的进退，完全凭仗现场群体意志的趋动，而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所以，当下的这片声张，除了证明首次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份人准备“坚持”以外，哪能抵挡得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轰隆隆的步伐和威势呢！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大学红卫兵为主，有一百左右的中学红卫兵随队参加。兵团共分十六个纵队，总人数超过两千。在此值得注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同时派往新疆的“没有超过四百人”；赴中南郑州、武汉、长沙一线的“三百五六十人”；西进西安、兰州的“只有八十人的队伍”；北上东北的为“三百人”，即总和人数只有上海的一半。由此可见，在北京红卫兵的视野中，上海的地位无出其右，是独特而又重要的，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9 月 11 日，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同时，上海市委还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的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言》多是以最圆满的姿态、最高昂的音调昭示天下，多是响亮而恢宏的。然而，当降临到地上，回复到现实，宣言的姿态和音调又会是怎样的呢？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 月 13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 40 多名劳模；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声明“是来上海学习的”，但在现实的提问中，却尖锐地抓住“8.31”、“9.4”事件的情况，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就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虽然只是以交流经验的座谈会拉开序幕，但北京红卫兵在身份认知和现场气势上，始终占据制高点，始终强势出击，始终在一系列的追问中，显露着、展示着、张扬着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直至公开就“打人”的问题表达了“应允”的意见，确实为他们日后的行动制作了另一篇“宣言”。14 日，部份南下兵团成员乘坐有关部门安排的客车，浩浩荡荡地开赴闵行重型机器厂，参观了证实上海工业成就的万吨水压机。
应该承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尤其当这几种优势聚焦一体的时候，不论对从五湖四海汇流来的各地串联学生来说，还是对经历了“8.31”、“9.4”事件后的那批北京红卫兵而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的地位，就如同其总部的地理位置一样，不仅因处于中心而惹眼、而显赫；更因处于要冲而威风、而紧要。正是缘于这样的境况，“9.4”事件后设立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草草地宣布解散，包括其负责人清华吴某某等绝大多数“冲进过市委”的北京红卫兵陆续返京，只留下一负责人参与南下兵团的活动。原联络站的一辆宣传车，也正式移交给了南下兵团。
因之，1966 年 9 月 10 日以后，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格局存在三种情况：
首先，是第二次集体南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除了南下兵团总部设在市中心的市体育宫外，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并在静安区第一师范、杨浦区市东中学、徐汇区五十一中学等布署了联络点。其实，南下兵团各纵队分别是由北京各大专院校为单位的红卫兵组合而成，其风格和特点也存有差异。例如入住华东政法学院的南下兵团 20 人为北京政法学院学生，他们到达当晚即召开座谈会，以周总理接见时的讲话精神宣传“来上海是为了建立革命友谊”。同时，“对各种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出去都准备一下”。而入住同济大学的南下兵团 20 人，则立即在学校贴出大字报，指责接待站借被子给外地串联学生，说应学习红军长征精神，“革命的把被子退回”，“不革命的统统滚回去”，引起了外地串联学生的不满。当然，各纵队服从总部的指挥和调遣肯定是一致的。
其次，是曾参与“8.31”、“9.4”事件后仍留守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因大部份参与者或者巳回京，或者巳流散到广州等城市继续串联，其人员巳为数不多；又因这批北京红卫兵是自由组合南下的，即便在事件发生的当口，相互之间也没有组织构架的关联，其人员处于自然分散的状态。但是，这一小部份北京红卫兵能够不约而同地“坚持到底”，其观点和行动，其意志和态度都是坚定而果决的。例如原住华纺的北京 101 中的 25 名红卫兵，于 9 月 9 日暂时离开后又返回上海，他们声称：“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没有关系”、“到上海继续造反”。住宿在上海一医的北京育英中学、第八女中等校的红卫兵曾准备回京，后改变主意，表示“要把上海市委搞掉后，回去向毛主席汇报”，并派出代表回京取寒衣。他们还到处联系借用自行车（要求 50 辆，巳弄到 20 多辆），不少人骑着自行车外出活动。
最后，是 9 月 11 日以后继续自由组合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此时上海正处于接待工作的“上升期”，据统计：9 月 10 日至 9 月 20 日，上海每天接待外地串联学生“六、七百批，四、五千人”；9 月 20 日至 9 月底，上升到“每天八、九百批，五千人左右”，其中北京红卫兵是主要构成。这批北京红卫兵是以串联学生的身份到达上海的，均按照正常的登记程序进入上海的各接待单位。他们一般与南下兵团没有联系，组合是自由的，行动也是自由的。
由此，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这三种组合，因背景和境况的差异，第一种是权威和主导的，第二种是尖锐和张扬的，第三种是松散和自由的（而它们的共同处则在于全来自北京，多具有红卫兵的身份）。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为应答，一起演变着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主题和故事。
关于上海体罚人数的解读
据相关资料统计，上海 1966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被打和较严重体罚的人数为 6665 人”，其中 6 月至 8 月（三个月）为 1037 人，9 月（一个月）为 5616 人。为了说明问题，现作图显示：
资料来源：1966 年 10 月 1 日，市委办公厅编《文化大革命动态》第 818 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从六月一日以来打人和较严重的体罚情况”。
在此，首先应该承认，这组数据不是涵盖的和完整的，比如上海各高校的体罚人数不在此内。事实上，8 月 4 日在华东师大，8 月 5 日在复旦，8 月 8 日在财经学院，8 月 9 日在同济，8 月 11 日在体育学院和外语学院，8 月 12－13 日在上海一医，8 月 15 日在上海科大，8 月 25 日在铁道学院均发生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等体罚事件，尤其体育学院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又如 8 月 13 日，天马电影制片厂编导徐昌霖、演员白杨等被游斗，这证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斗行为，在上海文革运动爆发时期就巳在各个系统发生了。
但同时应该承认，这组数据毕竟来自于上海最主要的四个系统，其统计数与统计数之间的差异，可确切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境况：那就是 1966 年 6 月至 8 月，上海对“牛鬼蛇神”的武斗尚处在平缓的进行过程中，基本属于各单位的自发行为，其绝对数量也不是很高。而进入 1966 年 9 月时（8 月下旬巳现端绪），上海武斗“牛鬼蛇神”陡然成风――武斗的现场从单位扩展到社会，武斗的手段更增加了残酷的皮带抽打等，遭遇者的数量便直线攀升――请恕直言，这股风潮是从北京刮来的，是来沪串联的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腰扎武装带的北京红卫兵挟带来的。以 9 月 10 日为界，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由首次南下的红卫兵掀起，例如 8 月 27 日，北京 28 中的三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沪闵中学的学生，到梅陇公社朱行大队“把六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三个地主子女梱绑起来，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结果打死一地主婆，另二地主分了受重伤。9 月 1 日，北大的几个学生到杨浦卫生学校，拉住“学校负责人就打耳光，用皮带抽。前后打了两个半小时，二人被打伤”。而 9 月中、下旬更大规模的武斗，则主要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掀动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海 6 月至 9 月的体罚情况，请看下表：
由表可知，在整个遭受体罚的人群中，除了运动初期就被各单位定为“重点对象”的，“四类分子”（占受体罚总人数的 22.8%，下同）、“资本家”（15.6%）和“社会其它人员”（18.4%）均为重点打击对象，且死亡数、受伤数、被剃头数圴为佐证，例如“四类分子”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 45.5%；受伤数为 24.8%；被剃头数为 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
其中的缘由，一是在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早巳成为公开的“专政”对象，而“其它”一栏所指的“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则人员情况复杂，有些甚至处于无单位的闲散状态。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分布（明的便于广泛打击；暗的利于深入挖掘），呈现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势，便招引了红卫兵们的勇猛出击。实际上这是文革前就巳确立的“阶级路线”的延续，在文革的非常时期表现并演化为“暴力－武斗”。二是说明这种“暴力－武斗”随着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串联大军的来到，很快完成了从单位走向社会的过程，在里弄、街道，甚至在马路上随意而全面地展开。这不仅因为“四类分子”、“资本家”等身份是公开的，即时可以捉拿，更在于当时的社会成为了无政府的空间，里弄、街道基本没有能力来行使有效的管辖（即便在武斗现场，会有上海市民自发形成制止武斗的舆论，终究抵挡不住拳脚、皮带的凶狠），红卫兵们自然就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了。
同时，相比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打击对象，在校教职员工和在职职工等遭受体罚的反而为数较少，即便学校中的主要冲击对象“教职员”，也只占受体罚总人数的 18.9%，在职“职工”只有 3.45%，且没有殴打致死者（9 月 30 日之前）。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上海，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多在 6 月至 8 月）少于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多在 8 月至 9 月）。且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因存有师生、同事及其它诸方面的关系，往往会有所克制、收敛乃至被有效制止；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则属陌生人之间的遭遇（尤其对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说），既没有关系，更没有情分，只有阶级对峙和阶级仇恨，往往会因现场气氛和互动的失控导致惨剧――事实上，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制造的几件打人致死事件（包括上海红卫兵在 9 月份数次打人致死），均归属于“社会的武斗”。另外，此表还显示：受体罚的“干部”人数极少（2.69%），甚至少于受体罚的“学生”（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鼓吹“血统论”，一些学校的所谓“反动”学生和“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受到体罚）。这说明至 1966 年 9 月份，上海各单位的干部仍基本掌控着运动，恰如外地串联同学吃惊地说：“我们从东北到福建，都没有看到运动是由党委领导的”。这应该是上海文革运动不同于北京，不同于全国的一个特征。
最后，应该承认，上海遭受体罚的总人数是不高的，因为按同期相比，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1966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底，被红卫兵驱赶出北京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 85000 多人，全市被打死 1772 人②高于上海 160 多倍。缘此，正是从那个血腥的战场上转移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了被称为“资产阶级大本营”、“资本主义大染缸”的上海，怎能不在上海大打出手，把上海搅得天翻地复呢！
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现在回到“现场”。
9 月 13 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认“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显然，北京红卫兵的心情和态度是十分激愤的，他们在北京的叱咤和骁勇，骄纵和威风，决定了他们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上海方面对“牛鬼蛇神”们所采取的相对理智和温和的方式。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其中徐汇区四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纪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 日晚），在卢湾区，130 多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 “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 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铁柄阳、长柄锁、火钳、拐拐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打得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送区中心医院，有生命危险）。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临走，“红卫兵拿去五只手表、一百多元现金，两辆自行车”。红卫兵在高邮路某号查抄魏某家时，将魏某“夫妇的脸上涂绿漆”③。据统计，至 9 月 15 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期间“共发生武斗 48 起，98 个对象中 82 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15 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行动略作调整，“搜家比较少”，主要是开展“串联、调查、宣传和斗争”，且“黄浦区比较集中”。例如南下兵团第十纵队深入黄浦区的里弄街道，踩点 21 处，其中对 12 处进行了调查，主要了解上海市民对市委的看法；街道、里弄基本情况（人数、户数、阶级情况）；里弄干部的出身成份、政治情况以及对“黑六类”的批斗等。
北京红卫兵“差不多每到一个街道里弄都必问此问题”，他们说“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贯彻阶级路线的情况”。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文斗用于辩论会，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化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巳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 9 月 15 日至 17 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 30 起，被打达百人以上。再据黄浦区 20 日的报告，南下兵团红卫兵在黄浦区的活动中武斗了 48 人（《动态》第 705 号记为“46 人”），其中有教师、学生、社会青年、游民、阿飞等。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巳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巳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9 月 20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考虑到上海市民的反应，以及总部所处位置的关系，在市体育宫内贴出了《整顿军纪》的布告。其实，这不是总部放弃武斗、制止武斗的表态，而是在局部、在细节严肃纪律的告诫。从 13－14 日以徐汇区为重点的抄家前哨战，到 15 日以后以黄浦区为基点的“调查与宣传”，再到 20 日的《布告》，事实不仅说明南下兵团总部是有整体策划和部署的，更证明各纵队的行动是对总部指令的有效回应。于是，面对上海“不能容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大势，总部的意志和决策与各纵队行动之间非但不相抵忤，甚至存在高度的默契和协同，至于当事者进入现场后的狂躁（乱）和暴戾，只是次生的问题而已。况且，除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外，正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还有“9.4”事件后留驻的和不断抵沪的北京红卫兵。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行动报告（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即以南下兵团抵沪为肇始；以南下兵团返京为结束）：
9 月 12 日，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进入市体委看大字报”，在南京路市体委门口散发传单，张贴“强烈抗议”，并发布“最后通谍”。14 日后，北体院红卫兵便联络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连续在市体委门口进行广播宣传，并举行颇具规模和声势的揭发批判会。
9 月 14 日，北师大附中、北地院附中的一群红卫兵，进入同济大学广播台“和平楼”，声称“‘和平’两字没有战斗气味”，便砸掉外墙上的“和平”两字，贴上“要武”的标语，并搜查了广播台的所有唱片。后来，这批北京红卫兵又爬上该校西南一楼楼顶，扬言“要把屋面上的和平鸽统统砸掉”。当他们用大锤砍掉一只和平鸽时，遭遇了同济师生的抵制，他们在楼顶上叫嚷“革命的上来，不革命的滚蛋”。
9 月 15 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某家搜查（陈某 66岁，民盟成员、市政协委员），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巳抄过五六次，除一间存封古董文物的房间外，其余可再抄，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 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 月 15 日深夜，上海侨务处红卫兵在一干部家中张贴大字报，路经此处的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红卫兵便进去搜查，不仅用皮带抽打，还把“一架照相机、四块银元、一套军服和一本日记薄往口袋里装，准备拿走”。侨务处红卫兵见状，向北京红卫兵宣讲政策，“双方争论不休，扭到了卢湾区公安分局”。侨务处红卫兵打电话给位于市体育宫内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总部来了六个纠察，说“打坏人活该”，就带着搜查物扬长而去。
9 月 15－18 日，北京遵义中学十多个红卫兵（住上海蓬莱中学）到沪后三天打了12 个人，都是用鞭子打、脚踏、皮带抽，有的“连大便也打出来”。20 日下午，他们又抽打一“用手指放在嘴里吹”的小学生（指认“流氓”），被路过的工人、居民、学生围住辩论，最后只得“承认错误，才溜回蓬莱中学”。
9 月 16 日下午，北京第二十五中 10 个红卫兵拿着《重炮猛轰上海市委》等五种传单，吵闹着要解放日报社“大量印刷”。报社总编办负责人说明情况，要求大家“体谅报社的困难”。北京红卫兵立即把门关起来，有的解下皮带，一边抽打桌子，一边大骂“不印就是反革命，就是保皇派”，还恫吓说“不解决就弄到楼下去游街”。北京红卫兵把电话挂起来，责令接待人员“只准讲北方话，不许讲上海话”，前后闹了三个多小时。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因解放日报少印了两份传单，先后三次冲进办公大楼。有的北京红卫兵手执皮带，将接待人员推来推去；有的手拿传单打接待人员的头；有的要把大字报贴在接待人员的脸上；有的骂接待人员“混蛋”、“狗崽子”、“反革命”。
9 月 16 日晚，居住在黄浦区市六女中的北京水利学校红卫兵率天津一中、沈阳十中等串联学生，及该校“海燕战斗队”（低年级为主）一百余人，以一教师“撕掉贴在办公桌上的大字报”为由，将一些教师揪到操场上用棍棒殴打。结果，一教师被打休克；一教师被打伤后，还剪了头发，涂了浆糊，挂了黑牌子。17 日上午，市六女中有同事准备送伤者去医院治疗，北京红卫兵将该教师关进小屋，用扫帚扫脸，并不给吃饭。当晚，区委干部赶到市六女中，却被拦在门外，北京红卫兵说：“相信同学会自己解决------我们搞好后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
9 月 16－17 日，北京航空学校和北京第十五中 20 多个红卫兵闯进斜士路第一小学，三次殴打该校干部、教师共 9 人，有的被打成脑震荡、出血、不能动弹，送医院医治。打人时，北京红卫兵派人把守大门，不准外人入内，“附近工人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9 月 17 日，北京五十七中、七中的 12 位红卫兵，在长宁区民办群联中学武斗 31名出身有问题的教师（约占全校 73 名教师的半数），其中“11 人长时间高举双手低头跪在地上，有 2 个教师还戴上装着砖头的高帽子”，“一位将近临产的女教师也是如此”。每个受罚教师的脖子上都套着一根铅丝，由人牵着，并规定钢丝离地的距离，不符合标准就往下拉。同时，“有三个教师被剃阴阳头，一个女教师被剃成光头；有三个男教师被涂了花脸；有十五个教师受到皮鞭抽打”。下午三时以后，北京红卫兵“栓着一位被剃了光头、赤着脚的女教师游街，一直游到该女教师的家中”。整个过程中，区委联络员一再进行劝说，北京红卫兵非但不听，还宣称“对出身不好的免崽子就是要揍”。
9 月 17 日下午，因报社宣布停止承印各种传单，以北大学生为首的一群北京红卫兵冲击解放日报大楼，叫喊“不印传单，是压制革命”。正在楼上休息的夜班工人围在楼梯口观看。一北京红卫兵拍照后扬言这是报社“发动群众斗学生的场面”。后来，有北京红卫兵发现解放日报社附近一小印刷厂正在印制葡萄酒商标，便如获至宝，冲进去强令七部机器全部中断生产，取出这些供出口的装璜用纸，到解放日报楼上大喊：“解放日报印‘四旧’，却不印传单”！直至报社人员陪同他们去该印刷厂调查，才弄清真相。
9 月 17 日下午 4 时，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一 0 一中红卫兵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巳、黄宗英、蒋天流等 13 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并不同程度地进行体罚和武斗。
9 月 17 日晚，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及上海五十一中红卫兵一百多人，将一“资产阶级分子”带到新康花园，并把新康花园一百户左右的居民全部叫喊出来。红卫兵强迫里弄干部指认哪些是知识分子？哪些是资产阶级？并“命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子女，即使是小孩都要把头低下，不低者就用木棍打”。斗争时，红卫兵将该里弄的前后门全部封锁，不准外人入内。
9 月 18 日，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某中学召开红卫兵大会，宣传“自来红站起来”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并对“黑六类”子弟提出警告。接着，北京红卫兵“斗争了高三（2）班的 10 个黑六类子弟，要他们一个个交代父亲是否反动？自己是否混蛋？直至都承认才罢休”。19 日，北京红卫兵又斗争了高三（3）班的“黑六类”子弟。
9 月 18 日，正在中山医院治疗的一些外地病员，以抄“四旧”为名，要求取消高干病房。因组织人员冲击，受到院方阻拦，便向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求援。20－21 日，第七纵队（北大学生）红卫兵两次到中山医院“点火”，院方再三强调医院“不属串联范围”，七纵队仍“纠缠很长一段时间”。
9 月 18 日晚 9 时许，一群佩带“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索要报纸。他们发现接待站天花板上有贴封条的孔雀和花卉的图案，便叫嚷着“天花板上是四旧，为什么不砸掉”。接待人员解释：这些图案十分牢固，不搭脚手架是敲不掉的，甚至会影响上层房屋发生危险。北京红卫兵不听解释，“拿起铁管子，跳上台子，爬上楼门”，就撕下封条，动手砸。直至夜 12 时半才散去。
19 日下午，所属南下兵团第三、第八、第十等纵队的 288 个北京红卫兵进入金陵中学，声称“要在金陵中学蹲点，要把这个保皇派的顽固要堡垒搞垮”。他们责令党支部交出教职员工名单、职务、工资和出身成份，并和该校少数派结合，“准备先搞党员校长，再搞支部书记”。
9 月 21 日上午 8 时至夜 11 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北京红卫兵边打边问“是不是政治扒手？”。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大部份是中学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 17 日开始，“打的人巳有十四、五个”。他们“随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条”，“有的人身上原来没有手表、照相机、香烟盒的，现在都有了”。22 日下午，他们殴打“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晚上又打“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为此，上图群众请来华东师大的三名红卫兵代表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指挥部总部联系。但 23 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 12 时，师大来了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 6 人巳被打得躺在地下”。师大红卫兵提出“辩论、不再打人、释放关押者”等要求。南下兵团红卫兵拒绝辩论，只承认“打人不对”，“说服不再打人”，以至最后“没有具体结果”。
9 月 22 日，首都红卫兵听说松江佘山教堂下有地洞，有藏匿枪枝的嫌疑。一百多名红卫兵便赶往佘山教堂，一边挖地，一边斗争神父马风祥，结果东西没挖出，神父马风祥被殴打致死。
9 月 25 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住交大）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 72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历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9 月 28 日，北京 31 中、34 中和北航的十多名红卫兵尾随被剃光头的外贸学院教师李某，并进入她家（李的公公为沪上大资本家），拿走她身上的“五十元人民帀”，骑走自行车，后又有“五、六人住在她家里”。10 月 5 日，这批北京红卫兵准备查抄李家，李申辩财物巳由外贸学院红卫兵贴了封条，因而被“打肿了脸”，李的“公公打得不能动弹”。外贸学院红卫兵闻讯后赶到现场，与北京红卫兵发生争执和扭打。晚上，外贸学院“去了三百名左右学生，围住李家，要北京学生出来辩论”，“北京学生把门关起来”。后经多方劝说，包围的学生才散去。
应该承认，以上只是在一般层面上被有关“简报”记录的内容，事实的发生却更广泛，更严重。
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
现场之二：点上的行动
如果说 1966 年 9 月，北京红卫兵在“面”上挑动的武斗，处于一种随机的、散布的状态，即南下兵团、留驻的和新近抵达的北京红卫兵都在参与。那么，发生在“点”上的武斗，则一定是在上海起着“权威和主导”作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制造的 。
下面请看来自“点”上的行动报告（以南下兵团为例证）。
上音（附中）事件：
9 月 13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 12 名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乘三轮卡、摩托车，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们在车上高唱“鬼见愁”歌，在大门口、各大楼和行道上写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接着，他们与校内的红卫兵造反派串联（以低年级为主，高年级外出串联），来到接待组，责问该院红五类子弟所占比例？教师队伍家庭出身情况如何？这批北京红卫兵还“斗了贺绿汀，往贺脸上吐沬”，并叫贺下跪，脱鞋脱衣，“为了避免武斗，该院红卫兵把贺押走了”。晚上，这批北京红卫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巳安排在化工学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5 日中午，这批北京红卫兵要求学校广播台广播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因遭到拒绝而展开激烈辩论。晚 6 时多，20 多名身穿军装、佩戴袖章的北京红卫兵“一边唱‘鬼见愁’、‘革命造反歌’；一边骂‘狗崽子’、‘混蛋’”排队进入学校。这批赶来增援的红卫兵对参加辩论的上音附中的学生“又推、又拉、又打”。7 时多，将上音附小校长姜瑞芝（贺绿汀之妻）揪来，一阵“抓头发，踢打，打得她嘴边出血”。接着，他们涌进支部办公室索要广播台钥匙，“有的站在台上，有的站在椅子上”，并责问支书等人的成份。突然，一北京红卫兵吹起哨子，叫喊“大家去砸广播台的门”。占领广播台后，他们“又喊又唱，闹到晚上十一时才停下来”。
16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 120 人强行住进上音南楼（男二楼、女四楼。主要为北京工学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学生）。他们宣称“上音红五类子弟只占 30%，是黑帮统治”。第二天晚 8 时，第七纵队红卫兵用拖车把贺夫妇从家中拖至附中，到达时，“贺的头被巨布缠绕起来，贺妻姜瑞芝巳被打得披头散发”，斗争中，“贺夫妇被剪了头发，并在脸上涂了墨汁”，还被“打耳光、下跪、爬地、塞嘴”。
19 日晚 7 时，上音附中红卫兵造反派冲进贺家，抽打贺夫妇后，再将贺夫妇拖到附中楼上，伙同第七纵队红卫兵“一起对贺夫妇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贺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他们还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后就轮流坐上椅子用皮带抽打”（请问：为什么会发明这般的刑罚？如果说抽打是“阶级情感”的泄愤，尚且属于那个时代的通常。此在的“人”，是“敌人”，是“坏人”而巳。那么轮换着坐在背上，作弄地体验着“骑”的感觉。此在的“人”，只有“骑”者是“人”；被“骑”者巳不是“人”，而是“牛马”样的牲口。因之，这便超越了发泄“阶级情感”的界线，成为了“非人”的行径。迫使被“骑者成为“非人”，被“骑”者无奈，是形式的“非人”；“骑”者迫使“人”成为“非人”，是蓄意为之，有心为之，实为“骑”者站在了“非人”的立场和情感上，“骑”者是实质的“非人”。可见，红卫兵幼嫩的心灵中潜藏着“非人”的兽性，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姜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电话给音乐学院，上音师生再三要求他们停手，“他们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贺夫妇一直被打到十一点”。
20 日晚，南下兵团十六纵队 70 多人开进上音附中，贴“鬼见愁”对联，唱“造反歌”，并高喊“红五类站过来，黑七类滖出去，其它人报成份”，这便在校园里引起“要不要报成份”的辩论。不久，又一卡车首都红卫兵（51 人）增援到校，冲进广播台大喊大叫“狗崽子们出来辩论。因无人应承，又冲进支部办公室，将支书等三人拖到楼下，“在拖拉的过程中，两派学生扭成一团”，一直闹到凌晨二点。
21 日晚 7 时，第七纵队红卫兵撕毁上音校园里经修改的“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的对联，因上音少数民族班学员和新疆等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出面制止时，遭到北京红卫兵的谩骂，“三人被打”，“当场有四个学生因气愤而昏倒过去”。事情发生后，上音代表提出交出打人者、将打人者开除出红卫兵、派人到医院慰问伤者、昏倒者等。第七纵队则不承认打人，并排起队伍让上音学生辨认，“当时因灯光昏暗，没有认出”。后经协商进入大礼堂举行辩论，会议由各方领队主持，“双方列队进场，并把非红五类子弟赶出会场”（部份非红五类子弟躲在后排旁听）。辩论中，北京红卫兵一再否认打人，上海及少数民族同学则“纷纷上台揭发”，“并坚持要打人的红卫兵站出来”。为此，双方“言词激烈，气氛紧张”，致使“又有四个少数民族同学昏倒”。此时，一新疆同学指认一北京女红卫兵曾打骂人，该女红卫兵上台后一面勉强表示道歉，一面哭闹着大肆“煽动”。上音红卫兵则坚持“要所有打过人的红卫兵站出来承认错误”。于是“形成了僵持局面”。这时有个北京男红卫兵站起来发言，他大声说：即使我们由于情况不明，打骂了阶级兄弟，那也是“红五类内部的事情”，“今天有人借这个大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个大阴谋，是有人搞阶级报复。一定要揪出政治扒手！”。（这简直是一个爆炸性的发言。它顺应了是当时主流话语，是主流话语的充分表达。它很策略、很技巧地以“阶级阵营”来划分，实质是软化矛盾，缓解冲突；它很坚决、很威严地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指出这是“阴谋”，实质是上纲上线，转移目标。这个发言不仅震惊了全场，更主导了全场）。接着，北京红卫兵打电话向第五、第八纵队求援，并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派出负责人。清晨 5 时多，上音红卫兵宣布单方面退出会场，第七纵队“纠缠不放”，声称要揪出“政治扒手”。南下兵团宣布组织纠察队着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23 日上午，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在上音校园贴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事件》的大字报，再次指认通宵大辩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下午，第十六纵队又开来一辆宣传车，“引起了四、五百个外地学生的不满”，双方展开了辩论。
27 日，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奉命回京。下午 4 时，他们突然在上音校园里贴许多对联，现选取两条：
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八蛋暴跳如雷，反抗党的阶级路线，狂犬吠日没有用。
上海音乐学院的狗崽子温文尔雅，污蔑首都的红卫兵，笑里藏刀真可恶。
横批：雪压冬云何足惧
上海音乐学院的红五类虽然不多，对混蛋们仍应狂镇狠压。
上海音乐学院的革命者尽管糊涂，与王八蛋仍有本质不同。
横批：无限风光在险峰
上音师生立即作出反击，在校园里打起“对联大战”。也选取两条：
指手划脚，包办代替，犹如第二工作组。
打人骂人，蛮不讲理，严重违反十六条。
横批：好好检查
主席书，十六条，总理话－－违反几条？
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执行多少？
横批：一清二楚自己知道。
傍晚，上海徐汇区五十四中、市二女中、黎明中学及上音附中的造反派闻讯后汇聚上音校园，对北京红卫兵表示声援，双方对峙的“形势更趋紧张”。为此，上音党委作出紧急部署，要求“大家不再参与辩论，让北京同学回去”。晚 7 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集体离开，历时两周的上音事件终了。
上外附中事件：
9 月 15 日下午 1 时，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语学校学生 11 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海外语学校（上外附中），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巳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该校学生约五百名，红卫兵二百六十名。参与行动的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动武者约五十人左右）。4 时左右，这批红卫兵砸碎窗子，破门进入校长室，有旋凿撬开抽屉，将抽屉板一劈为二，拿走了公章，折走了电话机（装到红卫兵营部）。接着，这批红卫兵又勒令总务主任交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拿走了支票本（后经劝说还回），但公章拒不交还，还说：“这是夺权”。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教师中的红卫兵不敢出来讲话，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的橱子后面”。当晚，该校红卫兵便分头外出抄家。与此同时，这批制造事端的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骨干召开会议，策划第二天“如何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的行动计划，直至深夜。
16 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 时左右，教师们陆继到校，“即被红卫兵拦住，逼令填写成份”。随后，红卫兵营广播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强迫所有成份不好者剪发，“当即有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都剃成光头。接着再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并强令他们相互骂，相互打，谁不打不骂或打轻了，就用脚踢，用木棍、铁的大钳戳、推”。当时有“拉拖车的工人路过该校门口，停车劝告被赶走”，还被指认“他们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 时许，又一批约 20 多人的北京红卫兵增援到校，站在一旁“出主意”。一女教师（因转移黄金到校被红卫兵搜出）“趴在长凳子底下，两手举起，这时一学生（一北京女红卫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头碰在水泥地上，随即地上出现一滩鲜血，几个红卫兵还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了”（“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是血和血的色泽为祭礼，是以“黑五类”、“牛鬼蛇神”及其后人的血来祭奠、来偿还先人的血。血色终究是恐怖的，它的涌出、它的流淌，关系到一条生命。“逼着将地上的血吃掉”，是害怕呢？还是残忍？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残忍）；另一女教师因不肯剪发（爱惜自己的女性特征，就是爱惜自己包括面子、审美和生命的尊严。剪发，既是政治的宣判，还是人格的辱没。有时候或者在有些人的感知中，人格的辱没，甚至比政治的宣判更刺伤灵魂），结果“被数十名红卫兵推到在地，用脚踏在其身上，硬是把她的头发剪掉了”。
中午 11 时左右，红卫兵强迫“所有的人（被批斗者）赤脚，有的还被迫嘴里衔着一只鞋子、一只祙子进行劳动，有的将鞋子掛在脖子上（此处应指“生活作风”、“男女问题”者），个别还掛着大砖块”。当时，教职员工大多表示不满，却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里”。同学们也多不敢声张，非红五类子弟说：“我们讲了话，也要被剃头的”。有同学几次找支部出来讲话，“但没有一个敢出来，全体党员也是如此”，学校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里，整天在叫：“怎么办？要求市委想办法”。市教卫部有关人员曾三次建议上外党委出面，党委成员一再回避。后党委负责人“于中午去了一次，因准备不足，被这些初二年级同学连问几个问题就讲不下去了”，其它党委成员“也都两手一摊，表示无法可想”。
下午 3 时半，红卫兵集中对被批斗者训话，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为被批斗者拍照，“有集体照、个别照，也有将问题严重的一男二女合起来拍”（为什么拍照？拍照为证！既证实牛鬼蛇神的狼狈，更证实红卫兵的威风；既为当下留个影像，更为未来留下纪念。然而，世事流转，真不知这些照片是否还存留于世！）。最后，又逼迫所有被批斗者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晚 6 时，被批斗者中有 9 人押送派出所，其余自己回家。过往的工人见一些教师赤着脚走在马路上，这些教师“仅是资产阶级出身”，很不满意，一致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而这批首都南下兵团的中学红卫兵们则兴致勃勃，认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劲了”。据统计，上外附中的这次行动共斗争了 31 人（占该校教职工的 20%）。家庭出身情况为：地主 3 人、资产阶级 5 人、小业主 1 人，职员 2 人。政治情况为：中共党员 3人，共青团员 7 人。有关材料认为“仅 4 人问题较严重”。31 人中，有怀孕者、哺乳者、高血压症患者各 1 人，还有一人准备当天结婚，因参加运动而来校。
17 日早晨，被斗教师陆继到校，“问题严重的罚跪，地主家庭出身的半身弯腰，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低头站立”。一女教师罗某未到校，该校红卫兵派人去她家搜寻。下午，这批被批斗的教师再次“穿着涂写墨水字的衣服回家”。当天，市教卫部有两联络员到校。上外党委便召开附中党员大会，要求党员深入学生中去，宣传十六条，并决定采取“做红卫兵营部负责人工作，肯定革命积极性，要求坚持文斗”；“组织学校工人纠察队”；“有重点地做学生家长工作”等措施。
20 日，上外附中部份教师在四川北路等处贴出《直至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大字报。上午，十多名北京红卫兵赶到上外附中辩论，强调“大方向没有错”，对做法问题则避而不谈。下午，附中召开初一年级家长座谈会，一些北京红卫兵与上外附中红卫兵闻讯后，包围了会场，责令支书交出讲话稿，要到会家长一一留下地址。因大字报上街，当时上外附中事件在上海产生较大的震动和影响。
沐恩堂事件：
9 月 14 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九纵队（北京体院学生，部署在虹口区）20 余人，路经黄浦区西藏中路沐恩堂时，与看守教堂的上海贵州中学的红卫兵接洽，宣传“对牛鬼蛇神就是要打”，“打死人国务院不管”等，接着，便进入教堂，对居住在教堂里的牧师和市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孙某某家的媬姆进行罚跪、殴打（该媬姆为地主婆，后遭遇剃发后于 15 日晚自杀）。16 日晚，这批北京红卫兵又从马路上抓来 9 个“游民”，“打了一夜，剃了头发，并把长裤剪短”。
18 日上午，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副指挥吴某某的带领下，第十六纵队一百余人（系清华附中、人大、北外学生）开进沐恩堂。这批北京红卫兵首先打电话给黄浦区委，说因扫“四旧”需要一百余件工具，接着，便“在堂内掘地道、敲墙壁”，撬开原上海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复旦大学红卫兵查封的档案室，将市三自爱国会副主席谢某某、秘书长孙某某等 6 个牧师和 4 个传道的头发全部剃光，“把白漆涂在这些人的头上、脸上，背部写上‘汉奸“、“洋奴”字样”，然后关到房内用鞭子抽打。北京红卫兵使用的鞭子有三种：三根电线合成的、五根电线合成的和最历害的钢丝鞭。“牧师们被关的五天中，有四天挨打，每天至少二十鞭，多者五十鞭。他们抽打时问牧师疼不疼，牧师答疼，他们就打得狠些，说‘看你还敢不敢讲疼’；牧师改口说不疼，他们打得更凶，说不疼再打重些。他们还叫牧师、传道们互相抽打，谁不打就打谁。有的被打得不能走，只好爬行；有的背部、屁股打得发青，出现血斑”（皮带抽打，即使用武装带，以求军容的威严即刻成了威严的武器。如果说那还是缘于穿着军装的便利，那么用电线编织三股、五股的鞭子，则是特别的凶具。尤其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其制作和使用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不是展览，不是恫吓，是打人！于是，一边是拿鞭子的人，一边是徒手的人；“拿鞭子的人”打人，“徒手的人”被打－－鞭子不仅成了打人之手的延长，更成了打人之手的武装－－对一个徒手的无反抗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疼痛和残忍！中国 1967 年的两派武斗是暴力对暴力。中国 1966 年的武斗是暴力对非暴力！）。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还剪去一家属的半边头发，并“搜去手表、金戒等物品”。
19 日晚，和平电影院散场，北京红卫兵以“男女一起走，疑为行为不端”，从观众中捉进 20 多人（一男子因赶着回家“走得很快，被疑为盯梢”，也被捉来）。经询问，除“感觉不对头，当场打出教堂 6、7 人外”，其余均被剪裤管、剪头发和抽打，“有 4、5 人交代态度不好，被关在四楼房间里”。午夜，北京四十一中和上海浦江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在苏州河边捉了 7 个“阿飞”，经剪发处理后送至沐恩堂抽打（沐恩堂巳远近闻名）。
20 日，十六纵队红卫兵开着一辆卡车从马路上捉来一批“阿飞”。一 20 岁左右的女青年“上着白衬衫，下穿一条打破绽的黄卡其裤子”，被指认为“这是个穷阿飞”。花鸟商店的一女艺徒因谈恋爱被剪开裤管，撕破上衣，剃掉头发，该艺徒哭丧着说：“我天天要上班，剃掉头发怎么见人”。北京红卫兵回答“剃掉头发更好看”（北京红卫兵热衷于在上海街头上捉拿“阿飞”，并带回据点审讯体罚，从政治上说，是对上海“破四旧”不满；从思想上说，是对上海人的生活作风不屑。都“革命造反”了，都“红海洋”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马路上、岸堤边，怎么还会有携手的男女。在上海人的眼里，这份温存和浪漫本属于个人的正常的生活情调；在北京红卫兵看来，这却是污染社会氛围的丑陋，是属于上海“资产阶级大染缸”的证实，所以深痛恶绝，坚决打击。其实，从心理上说，这又是北京红卫兵既萌发又压抑的性意识的表达。毕竟都巳是中学生以上年龄了，性意识的萌发乃至冲动是正常而必然的，但来自于政治的禁锢和思想的暗昧，赋予它极端卑劣、恶浊的意味，于是只有通过反弹性的追逐、打压行动，来舒缓和发泄扭曲的心态）。
当时，北京红卫兵不许任何人进入沐恩堂，“从大门口到他们住的四楼前后设了三道岗哨”，有两个职工进去看看，“被当作坏人打了一顿”，湖南大学一红卫兵听见教堂内传来打人的呼叫声，就冲进去宣传十六条，北京红卫兵要打他，他指着胸前的校徽说：“我是湖南大学的红卫兵，红五类子弟，你们打吧”。结果，这个湖南籍大学生“被扣留了两天”。
据统计，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共在沐恩堂打了六十多人。为此，“群众议论纷纷”。住在沐恩堂附近的大庄里治保主任向街道“四清”工作队反映：“我每晚都听到打人的叫唤声、呼救命声。我们要到市委去请愿，到首都红卫兵总部去请愿，这批北京的红卫兵为啥这样打人？”。附近的居民群众则不断自发地到沐恩堂门口，与十六纵队的红卫兵辩论。24 日晚，共二百多群众围在沐恩堂门口，与十六纵队的红卫兵辩论至清晨，“有的人还到公安局，到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告他们不遵守纪律”。25 日下午，在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十六纵队撤出了沐恩堂。临走时，“拿走了 18 只手表，2 千多元现金，沐恩堂房屋建筑结构蓝图和其它重要资料等”。
上音（附中）事件、上外附中事件、沐恩堂事件，两件发生在学校，一件发生在教堂，均是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通过踩点，而重点进入、全力投入的，其中上音（附中）事件从起始到未后历经两周（9 月 13 日－27 日），牵涉到第七、第十六等数支纵队，基本反映了南下兵团在上海活动的全过程。
至于南下兵团的行动为什么会落实在这三个“点”上？确实，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中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第十六纵队中有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到沪后自然会去上海的同类学校串联。沐恩堂则地处人民广场东侧，与南下兵团总部市体育宫隔街相望。如果说在上海成千所学校和几十座教堂中，因专业相同、距离相近而导致北京红卫兵的抵达，最终演变成南下兵团施展身手的地方，是属一种偶然的情况。那么，在北京红卫兵的视域中，艺术类的上音（附中）的红五类只占 30%，“阶级阵线”模糊而混淆；外语类的上外附中一潭死水，“牛鬼蛇神”相安无事；宗教场所沐恩堂经上海红卫兵搜查后巳趋于平静――这就是上海“资产阶级右派”的境况，这就是上海文革形势的缩影，这怎能不提振起来自“革命中心”的北京红卫兵的巨大愤慨呢！这怎能不应该在上海掀动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呢！正是从这个逻辑上推演，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音（附中）等三个点上的行动，又属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此，偶然的因素是随机性的；必然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况且，就实际情状而言，南下兵团不可能在复旦、交大等著名大学中制造动静，有所作为；也不可能持续地在一般的中、小学校中投入重兵（1966 年 9 月，与工人造反派的结合尚未提上日程，那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的任务），由之，将上音（附中）等三个单位列为重点炮轰的“封资修的堡垒”，恰是适宜而典型的。
（作者授权刊发，原载《史林》2008年第3期和2009年第1期，注释略去。下半部分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天推送的第二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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